今年11月12日，洛阳街头有位男子晕厥，一名路过的女护士给他做了心肺复苏，她按压到自己没力气了，还教路人接力抢救；今年9月11日，苏州张家巷口，有男子持刀伤人，一个碎花裙的女路人拿出折叠伞，猛砸凶徒拼命阻止；去年年底，一男子扮女装进郑州大学澡堂，被女生们合力抓住……这些英雌是真实存在的，没有她们，就不会有《好东西》里，王铁梅帮小叶赶跑变态的事迹。

因此，《好东西》是一部珍惜生命的电影。那天晚上，小叶独自回家，被人跟踪，邻居王铁梅骑着平衡车经过，她插着兜、套着件黑卫衣，鬼一般冷静的样子，反过来追那个跟踪狂，这就是上海夜路上的新新闻。之后，王铁梅卖掉了平衡车，但她有空还是会站在巷子口，等晚归的小叶。而小叶一次没有死，之后也不会，她像是一个有了朋友的包法利夫人。小叶落单的时候，铁梅会把自己的床分享给她，包括那套最好的睡衣；而当她由于致命的生活习惯，吃了安眠药怎么也叫不醒，直到在楼梯上被摔下来，就给铁梅、茉莉、小马、铁梅前夫、胡医生等人团团围住，她/他们念叨着：你千万不能死，即使你已经不想死。

珍惜生命是一种社群传统，从古典好莱坞以来，大家都受惠于它。人们曾经在《七月圣诞》里，阻止了一个聪明的孩子被大老板绑走——他们扔起臭鸡蛋和臭番茄，嚷嚷着哄走了对方——也曾在《卡比利亚之夜》的开篇，把卡比利亚从河里捞了上来。或者，再举个近一点的例子：《芭比》，芭比乐园是玩具们的社群，这是个独立的、有别于现实世界的国度，同时又与我们相互影射，当然，芭比和肯们总是比真人更团结一些。

而《好东西》尝试建立的，是一个新的母系家庭，铁梅、小叶、茉莉，她们基于邻里关系，带着友情和亲情，组成了这个新家，其外延也是个新社群，囊括了她们各自的朋友。在这更年轻的地界，性别规则不能说被颠覆，但至少正在被修改。当然，小社群也处于更广泛的社会之中，比如在街头唱着《明天会更好》的伙计们，她/他们的出场就更突兀，甚至更尴尬，从而提醒着我们：此处有什么刚过去、或者正发生的事情。还有些形象存在于画外，比如铁梅的公众号公司所采访的对象，以及她公司直播的受众，那些面对着《看不见的女性》和“国产神仙水”组合的观众。以及那些更隐秘的问题：“做记者时的王铁梅是什么样的？”这些现实角色裹挟着“艺辉实验”的花园，而接受裹挟，是当代作者的勇气。

为了容纳这么多人，影片对议题的引入几乎是刻意的，铁梅和小叶为对方挺身而出，总是能卡到社会关注点，包括她们之间的对话，也相当具有网感。可对于长久不出声的观众而言，这也是大家等待已久的机会。所以，本片一边回应着人们的急迫，一边也寻找着策略，她开始直面我们的笨拙。看看这些演员，她/他们说术语时很笨拙，用笑话来化解术语就更笨拙，再是一个扶额的小动作，一种走在熟悉歌曲中的自觉……大家带着些的许斗争精神，学会了让自己变得滑稽一些。

当代观众的需求之一，是对银幕上的语言进行替换，我们想调侃空空的概念话，不想做书呆子，我们想要芭比和泰勒·斯威夫特，不想要那些老土的父亲道理，《好东西》前半段的语言很活泼。这里有各种抛梗游戏，就像“女性苦难叙事”这个词，它不再被理所当然地摆出，而是被生活所融化，是铁梅自己的例子，以及另一位不被看见的女性（电影没有宣扬她的隐私），与之产生了辩证；又好似小马和前夫，他们性别话术的脱口秀，本片里，女人们永远在做，男人们则是一知半解地在说，邵艺辉很懂得把失真的词汇放在失真的地方，或者用真实的行为去软化它们。又比如那场劳动者声音的联想，它是姐姐小叶和小孩茉莉的游戏：一边是造句，一边是音乐的零件，键盘上按出了一个音，海豚跳进水缸，妈妈在洗衣服，大象在吸水，瞧不见海豚或大象，却瞧见了妈妈！这场剪接，其实是她们的共同创作，三个女性用各自的彩色碎片，串成了一段错落的音符。

所以，以《好东西》为例，我们正从麻木的念白，走向了对话语的选择，对于普通话创作而言，这是必要的、充满可能性的过渡阶段，而一些更好的华语独立电影里，还存在更自由的说话，比如《before and under》。但是，像我朋友说的：我知道很久没开口的人，她们开口就是这样。

电影里有趣的语言，还发生在餐桌上。大家坐在各自的位置，话头像夹菜一样递过来，无论是铁梅前夫对女儿茉莉、甚至对小叶错位的关心，还是前夫和小马的吃蒜比赛，他们边吃边抛女性主义概念：“我现在知道结构性压迫了，我是既得利益者，需要我送你一本上野千鹤子吗？”引发了茉莉的疑惑、铁梅的无语、小叶的一句吐槽。其实这就是聚餐，你无法挑选坐自己对面的人，更不能常摔碗，那就只能让说话变得有趣些。从室内到室外，小马和前夫手牵手去倒垃圾，然后，小马又上了前夫的车，好玩的是，每次他们上车时，后面的小店门口，都站着同一对恩爱男同，第一回在送花，第二回两个人在闹别扭。而小马和前夫，这对非自愿的男性同伴，他们一路上，都以别致的对话回味晚餐。

正如它是一种群戏，《好东西》在组搭档上面很热心，在救场上也很及时，尤其是当某个人做了错事，她/他就会立刻道歉。我们要称赞邵艺辉对每次争吵的补救，她总是怕人物太伤心，有次铁梅骂完茉莉白眼狼，就赶紧跑到另一个房间里，边整东西，一边对小叶百般关照，让她给茉莉点绿色外卖不要让她吃冰淇淋，仿佛在证明“我是个好妈妈”，又让人从中看到做母女的不易；后来，小叶假装茉莉妈妈的事，在展馆被揭穿，她就紧跟在铁梅身后，可怜巴巴地求饶，突然，铁梅转过头来朝她大笑，方才的灾难，就在这阵无语又心疼的笑声中结束。但之后，王铁梅又为小叶扮成了王铁T。很多时候，无法解决的问题被一次躲藏，一串唠叨，或一套大垫肩西装所缓解，也正是这对垫肩，让王铁梅承担了新的荒诞。

是的，邵艺辉之所以是个勇敢的编剧，就是因为她敢于把当下最典型、也最纠结的矛盾纳入进来，并且尝试着回应它。她希望用各种理想的情境，来疏解我们的恐惧，从小学老师严肃讨论举报，到王铁梅的“我竟然输给一个男的”，这些创举来得太直接，太健康，因而与现实割裂，但她们足以支撑观众，让大家继续相信教育的力量。况且，即使在现实的新闻中，也常有奇迹。

所以我需要做出一个对比，在此之前，我们看过很多不讲平衡的“艺术电影”，它们或许比《好东西》更像电影，但它们的作者向来认定，自己是最该被关注的人，也是因此，他们得到了观众最自私的共鸣。这一类型的宗师，像伯格曼和杨德昌，在他们的故事中，社群绝对会摧毁一个人，家人、朋友、同事、老师，都是把个体逼疯的一份子，人物所在的空间，是压抑和控诉来回反转的剧场。事实上，没有一个小孩可以用伯格曼的口吻和妈妈讲话（只要她不是个坏人），还觉得这是自己的戏剧高光。

举伯格曼的例子是为了说明，很多自私主义电影，其实没有解决问题的思路，相比起关心别人，他们更喜欢制造矛盾。但是，解决问题，恰恰是母系社会的习惯。《好东西》里的矛盾设置不一定都高明，可它们从不让人绝望，这就像你和妈妈吵架，妈妈吵完还是给你做饭。而在这种环境里，即使人变成了最愚蠢的样子：两个女权男，一个拒绝感恩的小孩，也都不至于被自己的话毒死，这就是对你生命的珍惜。

因此，尽管这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，但她是我们最亲切的朋友。电影的问题很明显，她想表达的东西太满，而且，前半部分在语言上的平衡，恰恰在后半部分被打破。或许是邵艺辉、以及大部分观众，我们不被允许的表达有太多——其实它们都是最基础的当代情绪——所以她需要把每个场景串联成说它们的契机，“总要有人跟你说对不起”、“我会等你们建立自己的游戏”，等等等等，一直到茉莉和铁梅关于悲观与乐观的论述。文案成为了场景的核心，而非那些持续的、发散的交谈。而且，文案抵消了一些更真挚的反应，一些行为上的保护，为什么朋友相互安慰，不再是通过替你做些什么，帮你打扫房间，带你去逛超市，或者一起写一篇回击的文章，而只是通过对你讲一番好话？这种事情可以发生在微信和小红书上，但它不应该发生在面对面时。

但我可以原谅这些问题，至少对大众而言，背小红书式的进步语录不会有害，反而，看当下大部分的市场电影确实有害。而语录变得进步，也代表主流电影开始联合更多媒介，它在连接自媒体，它在连接新兴的观念，它终于发现了小演员可以不化妆，这本是电影该做、却正落后于时代的地方。或许，可以从王铁梅的记者身份，再说到王茉莉的那篇好作文《我不再幻想》。就像一直有很多小学生诗歌被广泛传播，比如姜二嫚的《灯》和《光》，陈科全的《眼泪》，韩国小朋友文玄植的《密码》，等等，这些作品简洁朴素、口无遮拦，对于网友们，传阅它们就像回想一个更天真的自己。有人会说，“很羡慕小朋友未受语法修正的样子”，而王茉莉的《我不再幻想》，以及她的诸多金句，或许也可以这么被理解。然而，再联想到王铁梅的工作内容，她在工作时对性别议题的自知，和她对王茉莉持续的鼓励，那句又卡通又进步的“正直勇敢有阅读量”，“你可以打人，但不可以撒谎”，我们会意识到，王茉莉的语录也是教育的结果。教育或轻松或紧迫，贯彻于任何可行的情况，写在黑板上的“举报”，几个镜头千钧一发，是最正面的公民培育和师德培训；那个改罩王茉莉的太原小老乡，他则表演了传统教育的有趣之处。

无处不在的性别教育，有时候是一堆生硬的词语，显得很好笑，甚至还无法落实，比如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恋爱脑小叶，她问铁梅：“我是不是给女人丢脸了？”但这就像当下的现状，我们正在被渗透，也正在寻找运用的方式。很多我们平时在互联网上寻找、并且加以传播的知识，终于在《好东西》里，成为了维持社群的养料。因此本片的语言习惯，和幼稚的教育现状密不可分，但即使说得再尴尬，也要保持正面说出来的决心。